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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庸关外,沈溪所率兵马正在缓慢进兵。
沈溪一点儿都不着急,因为他压根儿就没想过驻兵宣府城,在冷静判断清楚形势后,他要做的仅仅是让鞑靼人将注意力放到自己这路援军上,分散鞑靼围攻宣府城以及周边关隘、城塞的兵力。
而沈溪的计划,是在行进到半途撤兵回居庸关,利用谢迁和刘大夏为他争取来的兵马,以内外长城间的缓冲地带,跟鞑靼人缠斗。
在沈溪看来,当年土木堡之变不可谓不惨烈,大明天子御驾亲征的兵马几乎全军覆没,甚至连皇帝都做了阶下囚,不得不临时更换皇帝,到最后大明依然赢得了京城保卫战的胜利。
或许是有于谦等名臣的功劳,但是也不得不提到大明的根基,正是因为大明上百年的雄厚底蕴,再加上草原人不善于攻城,所以大明最终赢得了战争。
眼下的情况,虽然西北遭遇惨败,但形势绝不会比土木堡之变后的大明更严峻,沈溪觉得鞑靼人没道理会成功。
所以沈溪这次出兵,非常自信,他带上八十门火炮并不是为了能对鞑靼人造成重创,或者说在战场上力挽狂澜,因为他压根儿就没打算当出头鸟,只是为了壮壮声势,同时应对一些突状况。
随着年龄的增加,沈溪变得越老谋深算,出兵时就已经做好撤兵的准备。
但沈溪也知道战场上随时都可能生变化,还是做好了苦战的准备,所以在行军途中,他把一百多名从居庸关抽调的炮手集中起来进行训练,以便做到拉上战场就能熟练开炮。同时,沈溪还从近六千官兵中,选出有火铳击经验的五百人,让他们熟练掌握佛郎机火铳的使用技巧。
最后,沈溪还从两千多民夫中,抽调出两百有过工匠经验的,按照他的指导生产佛郎机火铳的子弹,虽然产量低得惊人,但总好过临时无枪无炮可用好。
行军途中自然没办法生产,所以每天扎营都很早,这也是行军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但在沈溪想来,苦战的情况应该不会出现,大不了在没有进入宣府前就撤兵,别管鞑靼人来不来,先撤走总之没错。
沈溪可以说是把方方面面的情况都想到了,但这次他还是大错特错,因为很多事并不会按照他的设想来进行。战场上,任何计划都可能赶不上变化快,否则也不会有“纸上谈兵”的说法存在了。
沈溪是个心思缜密之人,他怕自己传递的情报无法及时送到京城或者是刘大夏手中,早在从居庸关出前两天就已通过急递铺出急报,而且一次就出几份,表明此事的严重性。
沈溪甚至以私人的名义,给谢迁去信,让谢迁意识到这件事的重要。
至于刘大夏那边,沈溪作为延绥巡抚没资格差遣三边总督协同他做事,他只是说出自己的判断,如果鞑靼中军主力在西北长时间隐没的话,一定要派兵回防大同,协同宣大总督防守宣府,防备宣府成为鞑靼兵马南下的突破口。
沈溪出警告后,满心以为自己等着援兵就行,先优哉游哉去宣府城周边走一圈便撤兵,等鞑靼人展开追击,将战线拉扯到居庸关,战事就会从鞑靼人的偷袭转而变成僵持……
可惜,如今随着京城中弘治皇帝朱祐樘再次病重,朝臣以及将官的一致态度就是这场战争还是别打了,就此为止,最好鞑靼人能自己撤退,如果鞑靼人不撤,等着他撤即可,只要鞑靼人不主动挑衅。
因为宣府镇并不在三边总督管辖范围内,而如今领“提督宣府、大同、偏头、宁武、雁门,镇巡等官悉听节制”,也就是俗称的宣大总督的史琳,年老昏聩而且性格中庸,跟刘大夏间并不互相统属。
刘大夏撤兵到太原镇管辖的宁武关,实际上已经跟史琳的职务生冲突,刘大夏不想自找麻烦,跟史琳对着干。
当沈溪缓慢进兵时,京城的谢迁率先收到沈溪的私信。
沈溪以延绥巡抚这样外臣的身份,给京城的内阁大学士写信,本身不合法度,但沈溪也是迫于无奈才跟谢迁说明情况。
信是直接送到谢迁府上,这几天谢迁比较忙,但却没有现沈溪之前上奏关于西北鞑靼人动向的奏本,至于奏本是被刘健或者李东阳票拟后送去了司礼监,还是在哪层被压了下来,谢迁根本不知晓,他也是在看到沈溪的信件后才知道有这么回事。
“这小子,尽给我找麻烦,西北太平无事,非要说鞑靼人要攻打宣府,捕风捉影也不至于到如此地步!此事关系重大,若鞑靼人真有意攻打宣府,为何不是宣府镇的奏报,而是他的进言?难道这小子又是在别的什么情报中,找到蛛丝马迹?”
谢迁看过信之后,心中带着诸多不解,不是他不信任沈溪的判断,而是最近他实在不想自找麻烦。
弘治皇帝再次病重,多日没有上朝,这会儿鞑靼人非常配合,西北没有战报传来,谢迁听司礼监掌印太监萧敬说,平日他只需早晚跟朱祐樘汇报一下西北是否有事便可,朱祐樘不会关心,更不会碰下面的奏本,以至于所有朱批都是司礼监独立完成,就算朱祐樘不在,大明朝廷也没乱,这是让谢迁倍感欣慰的地方。
“此事到底是否要奏报给陛下?”谢迁犹豫不决,他在想一个问题,如果西北真的跟沈溪预想的那样,宣府镇出事,鞑靼人很可能会威胁到居庸关,进而威胁京师。知情不报,他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。
但谢迁转念一想:“沈溪小儿完全是无中生有的主观臆断,我若上报,最后证明无此事,那就是自找麻烦继而被陛下厌憎,在朝中失去威信。就算不报,鞑靼人真的拿宣府作为主攻方向,在战事生后宣府镇必然会上报朝廷,我不说此事,别人也不会知道沈溪小儿曾预言过此事。”
“况且,既然沈溪了只是他的揣测,这种事就不能作准,奏本又没有经过我的手,司礼监和陛下那边是否采纳,跟我没关系,我只需要安守本分,岂不是很好?为何要自讨苦吃?”
谢迁在吃过几次亏后,越地精明和保守,就算知道沈溪说的很可能变成事实,他也不准备去触霉头,对于京畿周边的防备他还是极为自信的。
在谢迁看来,只要京师如今还在戒严中,所有关隘都严防死守,鞑靼人根本就混不进来,如此京师就不会受到威胁。
宣府镇失守并不是灾难,当初土木堡之变后几百里长城尽数被摧毁,最后大明还不是照样安然无恙?
谢迁虽然做出不管不问的决定,但为了谨慎起见,他还是试着去内阁找寻沈溪的奏本。
他要具体看一下沈溪在奏本中提到什么,以便最后决定是否将沈溪的谶言上报皇帝,可惜他在内阁根本就没找到沈溪的任何奏本,甚至问过通政使司那边,也没现有什么奏本过来。
谢迁这下心中更加不解了:“难道是这小子情急之下办错了事,结果奏本没出来,反倒是将我的私信送出?那若这封信落在别人手中,指不定怎么编排我跟这小子的关系,到那时我在皇帝和众臣僚面前更加洗不清了。”
谢迁这头还在疑惑沈溪是否真的写过一份警示朝廷的奏本时,刚刚撤兵到宁武关的刘大夏,终于知道原来皇帝派出接替朱晖延绥巡抚官职的人,不是别人,正是他之前一直跟皇帝讨要的沈溪。
提到沈溪,刘大夏心里多少有些不快,毕竟为了沈溪的去留问题,他跟多年的老友谢迁闹翻,最后沈溪留在京城被投闲置散,而临时充数的朱晖却犯下大错,导致榆林卫城失守。但在危难之时,皇帝终归派沈溪前来,亲率“五万兵马”往援,但在刘大夏看来根本就无济于事。
虽然号称五万兵马,但刘大夏知道能有个一万人马都是朝廷格外开恩,西北兵荒马乱,虽然如今宁武关与大同、宣府的联络恢复,但他压根儿就没听说沈溪的兵马到了何处。
甚至于沈溪给刘大夏的信函,不知道在半路哪里被人给截留,亦或者是佚失,刘大夏根本就没机会看到沈溪对战事展的判断。
“沈溪到西北,多少算是好事吧,至少说明朝廷并非放弃三边将士。”
刘大夏心中多少有些哀怨,“如今鞑靼人动向不明,三军最重要的便是找寻到鞑靼人的主力,利用防守上的便利,一举将鞑靼人的中军歼灭,如此才能奠定西北战局!”
刘大夏驻兵宁武关后,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从各处战报中找寻鞑靼人的动向。
皇天不负有心人,刘大夏还真找到了。
从宁夏卫传来的消息,鞑靼人出现在了宁夏右卫一线,兵马数量大约有五万骑之众,宁夏周边卫所和城塞全面告急,地方请求援兵的公函到了刘大夏手上。
刘大夏看过后,确定这次宁夏镇没有欺瞒,因为之前他派出哨探,南下静乐和岚县查探,并没有现鞑靼人的踪影,目前哨探已经在向永宁州和吴堡进,回报的消息也是平安无事。
如此一来,只有一个情况,那就是鞑靼人在攻陷岚县县城,让大明方面误以为鞑靼主力会趁机北上进犯宁武关,然后兵进大同、宣府,再伺机进犯紫荆关和居庸关,但其实却是虚晃一枪,掉头西进,进犯宁夏镇、固原镇和甘肃镇,然后入侵关中平原。
刘大夏的第一反应是,收复榆林卫有望。
在刘大夏看来,从自己手上失去的城塞,一定要自己亲自带兵夺回来,只有这样才能保住晚节,不至于被永远铭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。
所以当他得知鞑靼人“中军主力”出现在宁夏镇左近时,当即打定主意,一定要完成当初皇帝交托给他的任务,守住城塞,伺机对鞑靼人展开进攻,哪怕折损再多的人马,只要王旗还在,城池在手,那这场战事大明就没有输。
刘大夏马上召集三军,甚至去信给宣大总督史琳,让史琳在保证宣府镇和大同镇防守的情况下,调拨部分人马,协同他一起西进,与鞑靼主力作战!(未完待续。)8